廣告5月30日下午，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正式面向公眾開放。
對張藜而言，這是近15年工作的一次重要交付，也是十幾年前諾言的莊重兌現(xiàn)。
中國科學家博物館首展是“530全國科技工作者日”系列重點活動之一，190余位科學家的400余件（套）珍貴實物面向公眾展示，包括書信、手稿、工作筆記、日記以及科學家使用過的儀器設備等。
這些珍貴藏品是中國科學家博物館首展的底氣，而這份底氣源于一項重大工程——“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以下簡稱采集工程）。
2015年，時任中國科協(xié)戰(zhàn)略創(chuàng)新研究院副院長周大亞在采集工程2015年度四川省巡查工作會議上說，采集工程是一項文化工程、民心工程，更是一項良心工程。
搶救國家記憶
2009年，經(jīng)國務院批準，中國科協(xié)牽頭，聯(lián)合中組部等11個部門共同組織實施采集工程。
采集工程以學術成長經(jīng)歷為主線，重點面向年齡80歲以上、在我國科技事業(yè)發(fā)展中作出突出貢獻的老科學家，系統(tǒng)采集反映老科學家家庭背景、求學歷程、師承關系、學術交往、科研活動等各類文獻資料，以及他們的學習工作生活用品和儀器設備等。
采集工程啟動之初，當時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從事中國現(xiàn)代科學史研究的張藜受邀起草學術規(guī)范指南。后來她擔任了采集工程首席專家。
采集資料主要分為口述資料、實物資料和音像資料三大類。
“實物原件是采集工程最珍貴的資料。”張藜告訴科技日報記者，“最初，我一位一位打電話給科學家或他們的家人，甚至登門拜訪，說服他們把實物原件捐給采集工程。”
這是異常艱難的過程。
實物原件也是科學家及其家人的珍藏，憑什么捐給一群素不相識的人、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工程？
為了打消一些老科學家的顧慮，張藜承諾：國家一定會好好保管這些資料，一定會建一個平臺永久珍藏。
被采集團隊的專業(yè)和執(zhí)著打動，越來越多老科學家慷慨捐贈實物資料。
在張藜看來，當時啟動采集工作迫在眉睫。“越來越多的老科學家與世長辭，我們必須采取行動搶救與他們有關的學術資料。否則就是科學界的遺憾，也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她說。
2010年夏天，首批采集工程啟動，采集對象共50位老科學家。
十多年里，首批采集的老科學家相繼離世。“采集工程的音視頻訪談，留下了他們最后的音容笑貌。”張藜感慨。
漫漫采集，歲物豐成。截至目前，采集工程共獲得實物原件資料14.7萬件、數(shù)字化資料34.5萬件、視頻資料47萬分鐘、音頻資料56萬分鐘。
回首過往，張藜欣慰地說：“感謝老科學家們的信任。正是因為這份信任，我們才得以采集到堪稱國寶級的實物原件，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才得以建立。”
如今，采集工程的資料將永久保存在中國科學家博物館。“這是共和國科技史的寶貴財富。”張藜說。
感受科學家精神
從黃汲清院士一摞摞工作筆記中，可以窺見20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地質事業(yè)發(fā)展的關鍵節(jié)點。
從王淦昌院士入黨后寫給杜祥琬院士的回信中，能夠體悟到老一輩科學家樸素真摯的愛國愛黨情懷。
從何澤慧院士在新疆馬蘭核試驗基地的老照片中，不難感受到巾幗不讓須眉的氣魄。
……
近15年來，4000多名采集人員像蜜蜂一樣奔赴全國各地開展資料采集。截至目前，采集工程已完成674位科學家的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作。
“這一豐富而龐大的學術成長資料庫，有助于研究者厘清中國科技界的學術傳承脈絡。”張藜說。
老科學家代表、北京大學教授武際可曾指出，采集工程可以成為今后研究科技發(fā)展歷史的基礎性工作，只有借助這些資料的積累，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題目。
與此同時，研究者可以通過采集工程探索中國科技人才成長規(guī)律。
梳理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張藜深刻認識到：“培養(yǎng)優(yōu)秀科技人才至少要做到兩點：一是必須重視基礎教育和科學教育，系統(tǒng)的科學教育是人才成長的基礎；二是要有完善的制度和文化環(huán)境，鼓勵大膽探索、合理競爭。”
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羅興波自2009年就開始參與采集工程，并參與了盧永根院士的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作。“通過梳理研究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我們發(fā)現(xiàn)，愛國、創(chuàng)新、求實、奉獻、協(xié)同、育人的科學家精神在他們身上表現(xiàn)得到充分體現(xiàn)。”羅興波告訴記者。
采集工程資料也是科學文化、科學家精神的生動注腳。
采集人員趙晨撰文回憶采集心得時寫道：“傾聽潘承洞院士學術成長故事，深深感動于他身上體現(xiàn)出的胸懷祖國、奉獻人民的愛國精神，踏實勤勉、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寬以待人、嚴于律己的道德品質。”
“生物標本、礦石樣本、工作筆記、工程藍圖等，讓科學家形象立體化、科學家故事生動化、科學家精神具象化。”張藜說。
推動科技史研究
劉東生捐贈實物資料8100件，黃葆同捐贈實物資料3547件，周培源捐贈實物資料2200件……
在中國科學家博物館舉辦的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特展上，部分科學家捐贈實物資料數(shù)量表引人駐足。
“如果沒有資料，采集工程就沒有基礎，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就是空中樓閣。”張藜說，“得益于形成的一整套資料采集學術規(guī)范，采集工程才能夠持續(xù)下去并取得豐碩成果。”
在采集工程的示范作用下，越來越多研究機構和高校有意識地啟動本單位的資料采集工作。
這讓張藜又憂又喜。“一方面，很多珍貴的資料留在了科學家原單位，這對采集工程而言是一個遺憾。另一方面，很欣慰地看到，許多機構完全按照采集工程的學術規(guī)范和指南開展采集工作。這說明，采集工程推動了人們對共和國科技史的重視和研究。”
羅興波告訴記者，針對資料搜集難題，采集工程也將采取新舉措。比如加強科學家博物館體系建設，推動建立全國科學家博物館聯(lián)合體，實現(xiàn)資源共享。
隨著資料采集工作的不斷拓展，將有更多采集成果問世，成為國家記憶、時代坐標、人民財富。羅興波說：“還有很多資料尚未開發(fā)，我們希望深入挖掘和釋放采集資料的價值。”
而這意味著，需要更多專業(yè)人才。
一個采集小組的基本構成至少包括三個人：理解科學家學科專業(yè)的人，熟悉科學家經(jīng)歷或具有科學史專業(yè)背景的人，懂得情報檔案編目工作的人。
“采集工程離不開專業(yè)敬業(yè)的團隊。”張藜說，新加入的采集人員都要接受培訓，學習采集流程和規(guī)范。
采集工程實施的頭一個十年，張藜絕大部分精力放在采集工程上，青絲逐漸變白發(fā)。
張藜說：“資料搜集、入藏、管理、開放、使用，每一步都艱難而瑣碎，而且是無法被公眾看見的工作。合格的采集人員需要靜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希望有更多年輕人懷揣熱愛投身到采集事業(yè)中來，喚醒沉睡的科技史資料，成為科技史的研究者、科學家精神的傳播者。”張藜呼吁。
5月30日下午，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正式面向公眾開放。
對張藜而言，這是近15年工作的一次重要交付，也是十幾年前諾言的莊重兌現(xiàn)。
中國科學家博物館首展是“530全國科技工作者日”系列重點活動之一，190余位科學家的400余件（套）珍貴實物面向公眾展示，包括書信、手稿、工作筆記、日記以及科學家使用過的儀器設備等。
這些珍貴藏品是中國科學家博物館首展的底氣，而這份底氣源于一項重大工程——“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以下簡稱采集工程）。
2015年，時任中國科協(xié)戰(zhàn)略創(chuàng)新研究院副院長周大亞在采集工程2015年度四川省巡查工作會議上說，采集工程是一項文化工程、民心工程，更是一項良心工程。
搶救國家記憶
2009年，經(jīng)國務院批準，中國科協(xié)牽頭，聯(lián)合中組部等11個部門共同組織實施采集工程。
采集工程以學術成長經(jīng)歷為主線，重點面向年齡80歲以上、在我國科技事業(yè)發(fā)展中作出突出貢獻的老科學家，系統(tǒng)采集反映老科學家家庭背景、求學歷程、師承關系、學術交往、科研活動等各類文獻資料，以及他們的學習工作生活用品和儀器設備等。
采集工程啟動之初，當時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從事中國現(xiàn)代科學史研究的張藜受邀起草學術規(guī)范指南。后來她擔任了采集工程首席專家。
采集資料主要分為口述資料、實物資料和音像資料三大類。
“實物原件是采集工程最珍貴的資料。”張藜告訴科技日報記者，“最初，我一位一位打電話給科學家或他們的家人，甚至登門拜訪，說服他們把實物原件捐給采集工程。”
這是異常艱難的過程。
實物原件也是科學家及其家人的珍藏，憑什么捐給一群素不相識的人、一個尚在襁褓中的工程？
為了打消一些老科學家的顧慮，張藜承諾：國家一定會好好保管這些資料，一定會建一個平臺永久珍藏。
被采集團隊的專業(yè)和執(zhí)著打動，越來越多老科學家慷慨捐贈實物資料。
在張藜看來，當時啟動采集工作迫在眉睫。“越來越多的老科學家與世長辭，我們必須采取行動搶救與他們有關的學術資料。否則就是科學界的遺憾，也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她說。
2010年夏天，首批采集工程啟動，采集對象共50位老科學家。
十多年里，首批采集的老科學家相繼離世。“采集工程的音視頻訪談，留下了他們最后的音容笑貌。”張藜感慨。
漫漫采集，歲物豐成。截至目前，采集工程共獲得實物原件資料14.7萬件、數(shù)字化資料34.5萬件、視頻資料47萬分鐘、音頻資料56萬分鐘。
回首過往，張藜欣慰地說：“感謝老科學家們的信任。正是因為這份信任，我們才得以采集到堪稱國寶級的實物原件，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才得以建立。”
如今，采集工程的資料將永久保存在中國科學家博物館。“這是共和國科技史的寶貴財富。”張藜說。
感受科學家精神
從黃汲清院士一摞摞工作筆記中，可以窺見20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地質事業(yè)發(fā)展的關鍵節(jié)點。
從王淦昌院士入黨后寫給杜祥琬院士的回信中，能夠體悟到老一輩科學家樸素真摯的愛國愛黨情懷。
從何澤慧院士在新疆馬蘭核試驗基地的老照片中，不難感受到巾幗不讓須眉的氣魄。
……
近15年來，4000多名采集人員像蜜蜂一樣奔赴全國各地開展資料采集。截至目前，采集工程已完成674位科學家的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作。
“這一豐富而龐大的學術成長資料庫，有助于研究者厘清中國科技界的學術傳承脈絡。”張藜說。
老科學家代表、北京大學教授武際可曾指出，采集工程可以成為今后研究科技發(fā)展歷史的基礎性工作，只有借助這些資料的積累，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題目。
與此同時，研究者可以通過采集工程探索中國科技人才成長規(guī)律。
梳理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張藜深刻認識到：“培養(yǎng)優(yōu)秀科技人才至少要做到兩點：一是必須重視基礎教育和科學教育，系統(tǒng)的科學教育是人才成長的基礎；二是要有完善的制度和文化環(huán)境，鼓勵大膽探索、合理競爭。”
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羅興波自2009年就開始參與采集工程，并參與了盧永根院士的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作。“通過梳理研究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我們發(fā)現(xiàn)，愛國、創(chuàng)新、求實、奉獻、協(xié)同、育人的科學家精神在他們身上表現(xiàn)得到充分體現(xiàn)。”羅興波告訴記者。
采集工程資料也是科學文化、科學家精神的生動注腳。
采集人員趙晨撰文回憶采集心得時寫道：“傾聽潘承洞院士學術成長故事，深深感動于他身上體現(xiàn)出的胸懷祖國、奉獻人民的愛國精神，踏實勤勉、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寬以待人、嚴于律己的道德品質。”
“生物標本、礦石樣本、工作筆記、工程藍圖等，讓科學家形象立體化、科學家故事生動化、科學家精神具象化。”張藜說。
推動科技史研究
劉東生捐贈實物資料8100件，黃葆同捐贈實物資料3547件，周培源捐贈實物資料2200件……
在中國科學家博物館舉辦的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采集工程特展上，部分科學家捐贈實物資料數(shù)量表引人駐足。
“如果沒有資料，采集工程就沒有基礎，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就是空中樓閣。”張藜說，“得益于形成的一整套資料采集學術規(guī)范，采集工程才能夠持續(xù)下去并取得豐碩成果。”
在采集工程的示范作用下，越來越多研究機構和高校有意識地啟動本單位的資料采集工作。
這讓張藜又憂又喜。“一方面，很多珍貴的資料留在了科學家原單位，這對采集工程而言是一個遺憾。另一方面，很欣慰地看到，許多機構完全按照采集工程的學術規(guī)范和指南開展采集工作。這說明，采集工程推動了人們對共和國科技史的重視和研究。”
羅興波告訴記者，針對資料搜集難題，采集工程也將采取新舉措。比如加強科學家博物館體系建設，推動建立全國科學家博物館聯(lián)合體，實現(xiàn)資源共享。
隨著資料采集工作的不斷拓展，將有更多采集成果問世，成為國家記憶、時代坐標、人民財富。羅興波說：“還有很多資料尚未開發(fā)，我們希望深入挖掘和釋放采集資料的價值。”
而這意味著，需要更多專業(yè)人才。
一個采集小組的基本構成至少包括三個人：理解科學家學科專業(yè)的人，熟悉科學家經(jīng)歷或具有科學史專業(yè)背景的人，懂得情報檔案編目工作的人。
“采集工程離不開專業(yè)敬業(yè)的團隊。”張藜說，新加入的采集人員都要接受培訓，學習采集流程和規(guī)范。
采集工程實施的頭一個十年，張藜絕大部分精力放在采集工程上，青絲逐漸變白發(fā)。
張藜說：“資料搜集、入藏、管理、開放、使用，每一步都艱難而瑣碎，而且是無法被公眾看見的工作。合格的采集人員需要靜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希望有更多年輕人懷揣熱愛投身到采集事業(yè)中來，喚醒沉睡的科技史資料，成為科技史的研究者、科學家精神的傳播者。”張藜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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