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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春艷
近日，一則國內某高校在教室安裝攝像頭的新聞，引發(fā)了很多網友的關注。
根據媒體報道，為遠程實時監(jiān)控所有教室的課堂情況，該校在全校所有教室安裝了高清攝像頭和錄音設備。對此，很多網友表示“初高中安裝正常，大學了可能不妥”“可以安裝，但不能對學生行為過度干預”。對此，該校回應稱監(jiān)控攝像信息僅供內部使用，并表示很多學校都有類似行為。
該事件看似簡單，但其背后其實涉及大學生隱私與教育管理邊界的問題。
在當前的教育數字化轉型時代，各種各樣的數字技術不斷拓展生存空間，在為高校帶來便捷的同時，也對高校內部治理提出了嚴峻挑戰(zhàn)。智能技術在高校治理中應如何發(fā)揮效應，以及發(fā)揮怎樣的效應？這需要以辯證視角，從教育本質屬性、教育治理邊界厘定、教育數字化規(guī)范建設等方面拿出應對方案。
辯證認識數字技術帶來的風險
人工智能與高校治理融合發(fā)展是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和必然趨勢。當前，以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把我們帶向智能社會，前沿科技的變革推動高校治理以數字化服務為導向，以智能技術、大數據分析為主要工具，通過虛實結合的治理方式對教育服務模式和治理理念進行創(chuàng)新。智能技術的應用有效驅動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持續(xù)深入，為進一步推動教育創(chuàng)新與變革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將人工智能與高校治理相融合，可以利用智能技術的便捷性、準確性、可視化等獨特優(yōu)勢切實提高高校治理效率。
數字技術具有的賦權、賦能功能為多元主體參與大學內部治理提供了條件。然而，在大學內部治理過程中，技術賦權和技術控制之間并未實現平衡。通過數字治理，大學內部治理主體在提供科學決策和精準服務的同時，容易將數字技術視為一種操縱和控制大學內部治理的有力“武器”，使它們對大學內部治理全過程的控制成為可能，引起不同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張和復雜。
數據化導致治理主體的行為呈現出單一化特點，“技術至上”觀念普遍存在。在數字時代的大數據推動下，有關方對行政人員、師生的了解和評判越來越依賴于數據，其治理意識和治理行為也越發(fā)受到算法約束。當數字技術嵌入大學內部治理時，大學容易產生以指標化、工具化和功利化為特征的技術化傾向。
數字治理不僅要追求治理效能，更要體現治理溫度，需要優(yōu)化數字技術創(chuàng)新應用中的價值理性和人文精神，從“技術能做什么”轉變?yōu)?ldquo;大學治理領域需要什么”。
隨著智能技術在教育教學場域中的廣泛應用，高校治理需要破解更加復雜多樣的現實難題，對數字技術的使用不當將會造成自身行為上的失范，也會帶來諸多倫理危機。數字化時代，每個人都是透明的“隱形人”，這種技術性隱身并沒有提高個體生活的私密性，反而造成了愈演愈烈的“集體裸奔”。“互聯網知道一切”與個體生活的私密性構成數字化生存的深層糾結。
比如，人工智能技術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算法，幫助高校教育管理者更加精準地預測趨勢以及作出決策。然而，基于數據的決策制定可能會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如人類的情感、道德標準等。
智能技術與高校治理融合應堅持“以人為本”
教育數字化轉型和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確實提高了獲取知識效率和個性化服務能力，但教育的核心在于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以人為本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是中國式現代化人才支撐的戰(zhàn)略性需要，智能技術融入現代高校治理要想保持科學、高效、長效的發(fā)展，必須堅持和踐行以人為本的教育屬性，樹立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兼顧科技效能與人文關懷。
技術應用的出發(fā)點在于滿足人類的需要，教育治理是為了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和優(yōu)質發(fā)展。從這個角度而言，教育治理最本質的特征便是民主化，教育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亦是不斷推進教育民主化的過程。因此，高校要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實現從行政型角色向服務型角色的轉型。人工智能越發(fā)達，教育就越要注重本質、樸素的東西，才會防止閃亮的科技時代因缺乏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而變得冷冰冰。
數字化轉型是助力提高高校人才培養(yǎng)質量的關鍵，偏離“以人為中心”的大學治理理念，不僅制約數字治理效能的發(fā)揮，也難以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大學治理的善治目標。高校數字化治理應堅持“人文治理＋數字賦能”的價值導向，培育一種兼具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新型治理方式，將治理目標定位于師生在數字轉型中的生存方式和狀態(tài)，尊重鮮活的數字治理主體，促進個體精神生命的生長、生成，以此來消解大學內部數字治理危機。
數字化治理應設定邊界
前沿技術的發(fā)展和應用通過對真實世界的數字化重建，擴大了高校治理的場域邊界，實現了跨越時空的精準治理。這就要求高校在推動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協調好各方利益主體多元需求，厘清管理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等相關利益主體間的責權邊界，厘清線下真實空間的權責范圍和線上虛擬空間的治理界限。“互聯網并非法外之地”很好地詮釋了數字化生活中的權責問題。
2024年7月，工業(yè)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門聯合印發(fā)《國家人工智能產業(yè)綜合標準化體系建設指南（2024版）》提出，到2026年，引領人工智能產業(yè)高質量發(fā)展的標準體系加快形成，并強調規(guī)范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的倫理治理。各級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應抓住這一契機，加強社會實驗性和適應性研究，盡快建立適應智能教育應用的倫理標準，設定智能教育的應用邊界，為高校治理提供方向指引和政策遵循。
高校要善于利用專家知識、法律顧問等的集體智慧，組建專業(yè)團隊，明確任務，深入開展基礎理論研究、調查研究，為高校數字化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法律保障，厘清高校數字化治理的科學內涵、責權邊界及適用范圍等，并廣泛聽取和采納各方意見，研究出臺相應的評價標準和實施方案，制定和形成規(guī)范的管理制度，并根據現實情況進行適時修訂和調整，以提升教育管理的精準度。
大學需對數字技術保持清醒認識，合理規(guī)范數字技術與學校組織的關系，警惕數據監(jiān)測被異化為隱私偷窺與人身監(jiān)控，做好數據保密工作。
高校數字化治理體系應協同建設
高校治理要有完備的治理機制，數字化治理也需要成體系的機制。數據的獲取、歸檔、保存以及重復利用都需要合理的治理體系和運行機制。高校應該在學校層面建立一個專門負責數字治理的組織，加強業(yè)務部門、院系與信息化部門的全面合作，探索數字化轉型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機制；充分考慮教師、學生、決策者等相關利益者對數字化治理的反饋；實現科學決策，讓高校治理中真正包含學生、教師等不同群體的意見，激發(fā)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積極性，形成基于“技術-制度”的協同機制，最終實現“善治”的目標。
教育行政部門、高校和教育機構可以制定相關的倫理政策和準則，明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道德和倫理原則，通過制定和倡導倫理政策，推動數字化轉型發(fā)展的合理化。高等教育數字化加速衍生多元化的數字場景。圍繞高等教育數字化特征，還要強化智能協同，整合安全檢測、防護、響應等技術，加強持續(xù)自適應檢測和主動防御，保護敏感技術信息、師生個人信息等，為高等教育數字場景提供全鏈條、全周期、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最后，要明確隱私權保護原則。倫理政策和法律法規(guī)中應明確個人隱私權的保護原則。這些原則的明確性將為高校和參與者提供清晰的指導，確保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隱私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護，為信息技術在高校治理中的應用和推廣營造清朗的發(fā)展環(huán)境。
（作者系遼寧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鏈接：http://www.3ypm.com.cn/news-8-9806-0.html當智能技術融入高校治理，大學教育的管理邊界如何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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